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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充满最不经意的变数。
1894年夏，北洋大臣李鸿章宏益配资精心布下一着“妙棋”：租用英国商船“高升号”运兵朝鲜。飘扬的米字旗在他眼中，是比铁甲战舰更坚固的护身符。
“高升号”商船影视复原。来源/纪录片《长恨歌高升号事件揭秘》
现实是，当日本“浪速号”巡洋舰的炮口对准这艘毫无武装的商船时，所有的精妙算计都在炮火中化为齑粉。近千清军未及登陆便随船沉没，碧波瞬间被染成血色。
为何看似周全的布置，反而招致最惨痛的败局？为何寄望于他人的庇护，最终却沦为待宰的羔羊？高升号的沉没，不仅是一场海战的序幕，更是一个时代的隐喻。
半岛的拉锯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写道：
“将来如有人编写中日两国间当时的外交史，当必以东学党之乱为开宗明义第一章。”
1894年初，朝鲜半岛爆发东学党起义，“逐灭夷倭”“尽灭权贵”的呼声如野火燎原。短短数月，起义军就控制了朝鲜南部的忠清、庆尚等三道，还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机构。面对愈演愈烈的局势，6月初，朝鲜高宗李熙紧急向宗主国清朝发出了派兵助剿的请求。
陆奥宗光。来源/网络
此时的日本，经过20余年明治维新，国力早已今非昔比。面对朝鲜的动荡，他们嗅到了千载难逢的“征朝”时机。陆奥宗光直言不讳：
“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
6月6日，当清政府按照《中日天津条约》的约定，循例通知日本将出兵朝鲜时，日军的先头部队早已携带重型武器开赴朝鲜。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中日两国军队相继抵达后，朝鲜政府与东学党迅速达成了停战协议。起义既已平息，朝鲜政府便照会两国，请求撤军。
清政府当即电令统帅叶志超，准备将部队撤至牙山后回国。然而日本非但没有撤军，反而加快了派兵速度，摆出鲸吞朝鲜之势。到7月中旬，日本在朝兵力已超过万人，清军在人数和装备上反而陷入劣势。
驻守在牙山的叶志超向北洋大臣李鸿章发出了增兵的请求。
“以夷制夷”
如何安全地把援军运到朝鲜？这个问题让李鸿章绞尽脑汁。最终，他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租用英国怡和洋行的商船“高升号”“爱仁号”和“飞鲸号”作为运兵船。
为什么不直接用军舰运兵？当时有德国官员分析认为，李鸿章是担心在战和未定的敏感时期，使用军舰会激化矛盾。更深层的原因是，李鸿章坚信：日本人无论如何也不敢对悬挂英国国旗的轮船下手。
“爱仁”和“飞鲸”两轮先后平安抵达牙山，这似乎印证了李鸿章的判断。然而，仅仅一两天后，高升号的命运就将彻底打破他的幻想。
7月19日，李鸿章原本拟定了一个相对稳妥的护航计划，命令“济远”等三舰为高升号等运兵船护航。但就在7月22日，沙俄参赞巴福禄的到访改变了一切。
巴福禄告诉李鸿章，由于日本拒绝俄、英等国的调处，沙俄公使喀西尼已“电请国家派兵驱逐”。这番话让李鸿章大喜过望，他立即电告总理衙门：“似俄真动公愤，未必欲收渔人之利。”
当晚，李鸿章又接到驻英公使龚照瑗的来电，称英国政府已向日本提出严正警告：“如必执己见，以后有开战事，倭国一肩担当。”接连的“好消息”让李鸿章断定，英国这次也要对日本动真格的了。
李鸿章。来源/纪录片《子午书简》
于是，他决定：取消原定的护航计划，将一千多名中国官兵的生命，完全托付给一面英国国旗。
李鸿章的此番判断其实源于其“以夷制夷”的外交实践。“以夷制夷”虽非良法，亦属无奈。
“以夷制夷”主要是在西方列强之间周旋，采取灵活、正确的策略，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获得喘息之机，并且结合国际法对其进行约束和特权限制，争取清政府的平等地位，获得生存空间。
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想通过国际法维护利益，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丰岛的对峙
李鸿章所期待的“庇护”，在即将到来的炮火面前，薄如蝉翼。仅仅三天后，“高升号”便驶入了命运的终结点——丰岛海域。
7月25日，在海上航行了三天的高升号抵达丰岛海面。此时的丰岛，正酝酿着一场风暴。
据《东乡平八郎日记》记载，7月25日是个大晴天。两天前，由“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艘日舰组成的日本第一游击舰队就从佐世保军港出发，在海上巡航，寻找中国军舰。早上7时，这三艘日舰与正在巡逻的“济远”“广乙”二舰狭路相逢，海战爆发。
“济远”不敌撤退后，“浪速号”注意到远处驶来的“高升号”。看到这艘悬挂英国国旗的运兵船，日舰一时犹豫。但很快，“浪速”就调转船身，将舰上所有火炮对准“高升号”。
北洋舰队舰船。来源/纪录片《甲午》
10时左右，“浪速”放下一只小艇，日本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登上了“高升号”。在英国籍船长高惠悌的房间，人见善五郎检查了商船执照。高惠悌特意提醒对方，这是一艘英国商船。但人见善五郎不予理睬，强硬要求“高升号”跟随日舰航行。高惠悌后来在证词中说，面对军舰，商船毫无抵抗之力，他只能表示：
“如果命令跟着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抗议下服从。”
船上清军官兵的反应却截然不同。由于德国教官汉纳根能说汉语，他自然承担了翻译工作。幸免于难的亲兵前营哨长张玉林回忆：
汉纳根对两位清军营官说：“他们要我们装你们到长崎去。我对他们说，你们两家还没有打仗，我是英国船，英国旗。”两位营官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回大沽倒可，万不能到长崎去。”
日本人劝说无果后离去。高惠悌回忆：
“（船上的中国将官们）很坚决地表示反对。我们对他们解释抵抗的无用，因为一颗炮弹就能在短时间中使他们沉没。将官们说：他们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
“高升号”上众人的坚决态度并没有打动日军。人见善五郎回到“浪速号”后，舰上第四次挂出信号：“立刻斩断绳索，或者起锚，随我们前行！”
此时，双方已经僵持了三个多小时。高惠悌向日本人打出旗语，称船只已被清军控制。当他再次请求日舰派小艇商谈时，日本人的耐心已经耗尽。与此同时，“浪速号”升起了象征危险的红旗。
下午1时，悲剧终于发生。“浪速号”向“高升号”发射了一枚鱼雷，紧接着六门右舷炮对准“高升号”猛烈开火。汉纳根在证词中描述，鱼雷很可能击中了船的煤库，“顿时白天变成了黑夜，空气中全是煤屑、碎片和水点”。
浪速号防护巡洋舰。来源/网络
张玉林也回忆道，几个炮弹打到机器舱里，汽锅炸破，舱内许多人来不及逃出，被活活烫死。下令击沉高升号的“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在当天的日记中冷静地写道：
“经发射两次右舷炮后，该船后部即开始倾斜，旋告沉没，历时共30分钟。”
船只在炮火中沉没，大约千余人落海，八百余人丧生。
英国态度的“反转”
“高升号”的沉没，不仅是一场军事悲剧，更成为一场外交风暴的起点。
悬挂英国国旗的商船在和平时期被击沉？在“日不落帝国”米字旗横行世界的年代，这一消息引发了英国的震惊与愤怒。
“高升号”被击沉后，英国驻天津、烟台、仁川的领事馆迅速将情况报告给驻北京公使欧格讷。欧格讷立即给英国外交部发去电报，但由于清政府封锁了国际密码电报，直到7月29日，英国外交部才收到首份报告。
英国驻外使节们在报告中一致对日本表示强烈谴责。欧格讷在首份报告中将日本人称为“卑怯的偷袭者”，并指出：
“袭击高升号没有事先警告……说明他们行为的非法无耻。”
遭受直接损失的怡和洋行印华轮船公司也向英国政府强烈抗议：
“这是在公海上发生的一种海盗行为……我们强烈认为，应迫使日本政府因残害他们的生命而对其遗属给予赔偿。”
欧格讷。来源/网络
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中将在发给伦敦海军部的电报中建议：
“我方应要求立即罢免并拘捕浪速号舰长和那些在两国政府谈判期间指挥军舰卷入事件的高级官员。若不遵从，我应被授权实行报复。最重要的是，应当做些事情以弥补大英旗帜所遭受的侮辱。”
事实上，日本内阁很大程度上是被海军牵着鼻子走的。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承认：
“在最初接到在丰岛海战中我国军舰击沉悬挂英国国旗的一艘运输船的报告时，都想到在日英两国间或因此意外事件而引起一场大纷争，任何人都深为惊骇。”
高升号被击沉的第二天，李鸿章迅速接见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强烈抨击日本在和平时期炮击中立国船只，希望英国对日本采取断然措施。然而，清政府虽然与英国政府进行了几轮联合调查，却没有形成完整的调查报告，也没有为舆论提供更多证据材料，几乎是在坐等其成。
丰岛海战电视剧画面。来源/影视剧《铁甲舰上的男人们》
反观日本政府，虽然最初被海军的行动拖下水，斥责“东乡平八郎捅了个天大的麻烦”，但他们很快高效运转起来，在中、日、英的三国角力中抢占先机。7月31日，日本政府正式向英国通报了击沉高升号的情况。陆奥宗光召见英国驻日公使巴健特，递交了丰岛海战报告。日本在报告中倒打一耙，诬称是中国军舰先开火，日舰事后才知道击沉的是英国商船，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与此同时，日本表现出谦恭态度：如果查实是日本军舰的错误，将赔偿全部损失。这个姿态明显博得了英国的好感。
8月3日，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日本击沉高升号是合理合法的。他的主要观点是：高升号为中国军方服务，已构成敌对行为，不能获得英国国旗的保护；日本有军事需要阻止这些部队抵达朝鲜。
8月6日，《泰晤士报》又刊登了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的类似观点的文章。这些权威学者的发声，极大地影响了英国舆论。
日本早在1887年的《清国征讨方略》中就对国际法有着清醒的认识：“兵力不整时，万国公法亦绝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他们深知，国际法只服务于强者的利益。
1894年11月10日，英国皇家大法官赫思齐正式裁定：日本军舰击沉高升号具有完全的合法性。
李鸿章自以为得计的“以夷制夷”战略，最终被证明是一场空。他借高升号事件联英制日的算盘，不仅落空，反而让西方列强看清了清政府的软弱与无能。英国最终选择与新崛起的日本走近。当时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一语道破天机：
“英国在亚洲的经济利益总是指引着其在当地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利益。”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的溃败和日军超乎寻常的战果，让英国彻底调整了其亚洲战略。西方列强放弃了对中日平衡的把握，高升号事件是促使英国在当时选择不干预，并在随后若干年里倾向以商业与地缘利益衡量对日政策的若干重要事件之一。这种对日本的绥靖与纵容，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最终酿成了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灾难。
他人的旗帜，护佑不了我们的安宁，国际的“公理”，往往只为强者书写，甚至不顾弱者的叹息。
那艘名为“高升”的船，最终沉没了。但它所激起的海浪仍在拍打，让人警醒。
参考文献：
王木：《高升号事件：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湖北档案》2013年第11期。
戚其章：《高升号殉难爱国官兵人数考》，《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
李娟芳等：《甲午“高升”号事件经过情形考辨》，《学术论坛》2001年第2期。
陈肖寒：《“高升”号事件中英国政府态度转变原因新论》宏益配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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